作者：趋势研究组，题图来自：视觉中国
十年前，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理查德·鲍德温（Richard Baldwin）教授出版了《大趋同The Great Convergence: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》一书。
在当时，这本书只被经济学界视为对全球化历史的一次精妙总结；但在今天看来，它是一张精准预言了当下大国博弈终局的“底层源码”。
三座大山
在鲍德温的历史坐标系里，阻碍人类经济融合的成本有三座大山：
移动货物的成本（贸易成本）、移动思想的成本（沟通成本）、移动人的成本（面对面成本）。
从1820年到1980年，蒸汽机和集装箱只干了一件事——把“贸易成本”打了下来。这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“大解绑”——西方国家可以在本国集中生产，卖向全球。
请注意这个时代（旧全球化）的特征：因为跨国沟通成本极高，西方工厂必须把研发、设计、生产管理这套核心的“Know-how”（专有技术与知识）死死锁在自己国内。
这就是G7国家在过去150年里赚取超额利润的秘密：
西方工人不仅出卖劳动力，他们还事实上垄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知识。
这种垄断，造就了庞大且富裕的欧美中产阶级，也造就了1820～1990年的“大分流”（富国愈富，穷国停滞）。
1820 年左右，贸易成本大幅下降，更低的贸易成本推动了生产与消费的 “解绑”
然而，1990年，信息通信技术（ICT）革命爆发了。互联网、光缆、协同软件，一举击穿了第二座大山——“沟通成本”。
魔盒被打开了！
G7国家的跨国公司突然意识到，他们不再需要支付高昂的工资把工厂留在俄亥俄州或曼彻斯特。他们可以用极高的精度，远程指挥远在亚洲的工厂。
为了让这些代工厂生产出合格的产品，西方资本主动把他们最核心的资产——“Know-how”，顺着海底光缆和跨国航班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低工资国家。
全球价值链（GVC），就是这条知识输送的“大动脉”。
当G7的先进知识，遇上中国等国家的海量廉价劳动力，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经济“大趋同”发生了。
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迅速工业化，而发达国家则开始了痛苦的去工业化。
全球制造业份额和GDP占比情况的变化，清晰体现了全球经济重心从 G7 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移
像素级降维打击
看懂了上面的“知识管道”，你就能看懂今天欧美社会的愤怒到底从何而来。
在旧时代，竞争是行业级的（美国的钢铁业竞争不过日本）。
但在新全球化时代，竞争被技术切碎了，变成了“像素级”的竞争。
今天，不仅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，哪怕是纽约的一名初级数据分析师、硅谷的后端程序员，他们的工作都可以被精准地剥离，外包给远在印度或中国、且工资只有他们十分之一的同行。
这种竞争是突发的、个体化的、不可预测的。无论你是什么position，都无法保证明天自己的岗位不会顺着网线被外包出去。
信息与通信技术（ICT）打破了 G7 国家工人对本土技术知识（knowhow）的垄断
这是G7劳工阶层对全球化产生极度恐惧和仇恨的根源——他们失去了对“知识”的垄断。
为了平息这种愤怒，欧美的政客们开出了药方：
加征高额关税，把供应链逼回本土。
但这在鲍德温的框架下，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死结。
其一，关税只能拦截集装箱，拦截不了数据。
你可以对一辆进口汽车征收100%的关税，但你无法对一封包含核心产品设计的CAD图纸邮件征收关税。跨国公司为了保持资本收益，依然会把大脑留在国内，把执行肢体放在海外。
知识离岸外包的趋势，关税根本挡不住。
其二，关税正在把美国变成“高成本孤岛”。
今天的任何复杂工业品，都依赖全球供应链。当美国对外部零部件竖起高墙，美国本土工厂获取原材料的成本将急剧上升。这意味着，除了被关税强制保护的美国本土市场外，美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彻底失去竞争力。
全球贸易关税税率不断走高，给制造业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不确定性
其三，工作回不来，最终干活的会是AI与机器人。
即使资本迫于政治压力把工厂搬回美国，面对高昂的人工成本，理性的企业家只会做一件事：用AI和工业机器人全面替代流水线工人。
那些被离岸外包的低技能岗位，注定是被自动化吞噬的宿命，它们永远不会回到美国工人的手中了。
近日，Figure创始人Brett Adcock宣布，F.03机器人已在直播状态下连续工作超过30小时
鲍德温的盲区与我们的“越狱”
鲍德温作为一个西方经济学家，带有天然的“市场天真”。他完美地解释了过去30年全球化的底层逻辑，但低估了地缘政治试图暴力切断知识管道的决心，也低估了中国从“管道承接者”进化为“知识发源地”的速度。
首先，政客们发现了关税的无能，于是他们走向了“底层封锁”。
当西方发现“大趋同”不仅让中国赚到了钱，还让中国掌握了核心Know-how时，纯粹的经济学失效了。近年来的“小院高墙”、芯片禁令、对AI大模型算力的封锁，本质上不再是贸易摩擦，而是美国试图用政治暴力，强行切断那条曾经由资本自发建起的“知识大动脉”。
他们试图人为地把“沟通成本”重新拉高，把最核心的技术锁死在G7内部。
比亚迪于泰国罗勇府所设工厂是中国车企在东南亚的首个工厂，从开工建设到完工仅用16个月，年产能为15万辆，预计将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
其次，中国已经撕毁了“工厂经济体”的静态剧本。
在鲍德温的模型里，西方是总部（出知识），东方是工厂（出劳力）。但过去十年，中国完成了一次堪称奇迹的生态跃迁。
在新能源、智能制造、无人机、跨境电商算法等领域，中国不再是那个嗷嗷待哺等待跨国巨头输入SOP的代工厂。中国沉淀了海量的工程师红利与供应链微创新，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了新的“Know-how”源头。
面对欧美的封锁与高墙，中国供应链正在上演一场教科书级别的“越狱”：
既然关税阻挡货物，既然欧美试图剥夺我们接入G7知识网络的资格，那么中国企业的应对之策，就是自己变成新的“总部经济体”，将中国的产能和知识，双重出海。
今天，我们在墨西哥蒙特雷看到密集的中国汽配厂，在东南亚看到中国的新能源组装线，在中东看到中国的AI基建。这不仅仅是“产能转移”，这是中国企业在利用新全球化的底层逻辑，向全球铺设属于中国的“知识管道”。
我们正在利用极低的跨国沟通成本，指挥着全球的劳动力，来服务全球的市场。
关税，根本困不住长出大脑的供应链。
面对面成本与新社会契约
大趋同的下半场，拼的到底是什么？
回到鲍德温的三个约束：
贸易成本已降至冰点，沟通成本被ICT和AI彻底抹平。未来全球财富的终极护城河，只剩下最后一座大山——面对面成本（Face-to-Face costs）。
那些无法被代码化、无法被光缆传输的隐性知识，那些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碰撞才能产生的颠覆性创新，那些复杂的信任建立与系统性工程管理，才是未来一个国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。
这对中国的启示是极其残酷且明确的：
1、必须从“拼效率”走向“拼生态”。
仅仅在国内卷极度压缩的制造成本已经没有未来。
中国企业必须进化为“链主”，把那些可替代的制造环节甩向全球价值链，而把最核心的研发、品牌、AI算法底座（高面对面成本环节）留在国内，构建起极高壁垒的总部生态。
2、保护人，而不是保护落后产能。
随着中国不可逆转地向总部经济体演进，国内的低端制造业外流和被AI替代是经济规律的必然。试图用补贴强留落后产业，和特朗普用关税保护锈带工人一样愚蠢。
未来的政策重心，需要彻底转向建立“21世纪的新社会契约”：我们要保护的是那些在产业升级中受到冲击的个体工人，而不是注定被淘汰的旧岗位。
我们需要极其庞大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全民再教育、技能重塑和失业安全网中。只有后方社会阵脚不乱，前方的企业才能在全球化深水区安心厮杀。
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，最大的战略清醒在于——不再幻想回到那个由G7单向输送知识的温床，而是迎着风暴，去构建一张以中国创新为核心的、不可被任何人切断的全球价值网络。
真正的高墙，永远阻挡不了思想的降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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